防性侵教育刻不容缓

性侵女童案严重冲击了社会的心理道德底线，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安全感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去年的11月8日是记者节。这一天，一批以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为己任的女记者，在广东省珠海市第十二小学，为140名学生进行了“防性侵”现场授课及活动，全校1700多名学生通过视频，同步收看了这一内容。

在去年9月、10月，女记者们还相继赴云南大理、贵州遵义的学校为孩子们讲授“防性侵”讲座。她们——就是于去年6月由全国百名女记者发起的“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的践行者。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自发起行动至目前，已先后进入贵州、云南、北京、广东、湖北、江苏、山东等省市城乡地区的15所学校，为5755名儿童进行了防性侵教育，发放“守护童年”宣传折页16920份，发放防性侵手册6350份，并对1869名儿童、教师及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

性侵女童 冲击社会道德底线

3月2日，“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和团中央未来网联合主办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女童保护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之所以选定在全国政协开幕的前一天举行此次座谈，项目组织者旨在能够吸引更多的公众关注女童保护、预防性侵。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发起人、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在座谈会上发布了《2013年儿童安全教育及相关性侵案件的情况报告》和“防性侵一堂课”教案。报告显示，自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女童案件高达125起，平均每2.92天就有一起被曝光。且受害人群呈现逐渐低龄化趋势，在被公开报道的419名受害者中，8岁到14岁的女童为340人，占总量的81.15%。

报告表明，在2013年公开曝光的性侵女童案件中，教师是曝光最多的犯案群体，达到33起；校长作案达到10起，列第三位，官员作案达到6起。

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对此感到震惊。他说，儿童被性侵案多发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儿童性教育的极度缺乏。在很多孩子眼里，老师、家长的话就是权威。当权威人士侵犯自己的时候，他们可能连反抗的知识都没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在发言中指出，性侵女童案严重冲击了社会的心理道德底线，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安全感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孩子还小” 多数家长没做防性侵教育

2013年下半年，“女童保护”项目对贵州、云南、北京、广东、湖北、江苏、山东等省市城乡地区15所学校的学生、老师、家长进行了儿童防性侵情况的问卷调查。

在902名受访家长中，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的仅占35.92%，没有进行过性教育的则为64.08%，56.49%的家长从未向孩子讲过有关预防性侵害的话题。而没有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的原因由高到低依次为“孩子还小”占53.92%、“学校会教育”占19.86%、“想教育但不知如何开口”占18.84%、“怕教坏孩子”占6.02%、“害羞”占1.36%。

在被访问家长中，42.17%的人很关注媒体频繁曝光的性侵女童案，41.51%的人听说过案件，16.32%的人表示不太了解。受访家长的职业依次为：40.00%为在外打工者，33.48%为农民，13.26%为个体户或商人，2.47%为公务员，1.12%为教师，其他占9.66%。

在对454名小学男、女生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17.58%的孩子表示知道什么是“性教育”，60.88%的孩子则表示不知道何为性教育，21.54%的孩子选择“知道一点点”。

报告称，当面对“如果遇到有人不经你和家人允许，要摸你或脱你衣服的时候，你知道该如何求助和自救吗”，76.40%的孩子选择了“会”，其中选择了“大声呼喊”的孩子为44.30%，还有23.60%的孩子选择了“不知道”。

然而，国内外防性侵专家和教材都强调，性侵犯罪可能发生的地域有公众场合和密闭偏僻场所两类，如果儿童在后者的情况下大声呼喊，可能会导致犯罪者起意害人。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防性侵教育，孩子们凭借自己的理解所做出的防性侵行为，很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危及自身安全，造成恶性后果。

在被访问的114名小学教师中，49.11%的人很关注此事，46.43%的人听说过，4.46%的人表示不太了解。另外，有15.79%受访教师表示，生活的周边发生过女童被性侵案件。

当被询问是否对学生进行过性教育时，在114名的受访教师中，45.13%的人表示从没有对学生开展过性教育，开展过一次的占17.70%，开展过两次的占13.27%；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占23.89%。

但当问及“如果现在给您‘性教育’或‘预防性侵害知识’的教材，您能给学生讲授吗？”91.59%的教师选择的回答是“能”，有8.41%选择“不能”。

委员、专家建议填补防性侵教案空白

去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课堂教学、编发手册等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教育女学生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识，遭遇性侵犯后懂得如何寻求帮助”。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虽然广东等地陆续出台了性教育或防性侵的读本，但仍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推广性，导致儿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实践只能停留在一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如是说。

曹义孙建议，应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的权威防性侵课本、教案，填补教案空白。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的调查报告还显示，82.89%的家长支持学校对孩子进行性教育。96.49%的家长支持外来的公益组织在学校对孩子们开展“性教育”讲座。87.72%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将“性教育”强制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在性教育的渠道选择上，“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的统计显示，49.23%的孩子希望通过“学校或老师的渠道”接受性教育，28.72%的孩子希望通过家长，8.72%的孩子希望通过伙伴，8.46%的孩子希望通过画册、书籍等资料，4.87%的孩子希望通过网络。

童小军建议，应当组织专家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权威性、指导性的教师防性侵未成年人行为准则。

“女童保护”项目成员提出应鼓励地方教育部门、妇联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民间公益组织对普及防性侵教育先行先试，比如印发基础防性侵知识小册子、开展公益性的讲座培训及互动活动、开通防性侵维权热线等。

朱征夫指出，我国目前缺少公共监护制度，导致留守儿童、流动人员子女已成为儿童性侵害的“重灾区”。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成员在座谈中还呼吁参照国外经验，建立性侵犯罪者姓名、照片、犯罪行为的备案制度。对有性侵史的人，应出台强制性规定，终生不允许担任和儿童相关的工作、不得进入孩子聚集地。在涉及未成年人的职位招聘时，需特别提示有性侵犯罪记录者不得从事。

“目前最需要改善健全的就是儿童保护的法律环境。”童小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