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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近期，我国报刊业有新动向：中心城市纸质传媒的竞争不仅由综合性大众化报纸蔓延到生活周刊，而且发展为生活周刊。武汉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值得解剖。
一、同城竞争中生活周刊的主要特点
生活周刊属于生活服务类报刊。这类报刊以生活、娱乐、消费为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首先勃兴于我国沿海地区的京沪等中心城市，北京有《精品购物指南》，上海有报业集团的《申江服务导报》、《上海星期三》与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上海一周》。2006年，三家生活周刊出现在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武汉：一是由2005年创办的《第一生活》，二是2006年7月问世的《新生活》，三是2006年年尾出现的《大武汉》。前两家每周出版一次，后者在出版周期上以旬为单位，自我宣传的口号却“城市主流阶层的生活周刊”。与京沪等地的生活服务类报刊相比，武汉的生活周刊呈现出如下四大特点：
第一，格局：背靠集团，同城竞争，成为本地传媒集团竞逐的新战场。
武汉三家生活周刊均有本地强势传媒集团背景。《大武汉》身后是湖北省最大的纸质传媒集团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新生活》所依托的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第一生活》为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用来搏杀武汉传媒市场的一把利器。由于所依集团实力雄厚，故三刊敢于放手培育市场。
武汉生活周刊“三国演义”局面的形成，显示出武汉报刊业的竞争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就同城竞争与背靠不同的传媒集团看，武汉的生活周刊市场与上海有同有异：竞争由新闻传媒之间发展为新闻传媒之间、新闻传媒与出版传媒之间一片混战。《第一生活》2005年问世前，武汉地区报刊之间错位发展，互不相扰，报纸竞争在省市两家报团之间。不过，随着以图书出版为主业的长江出版集团2006年推出日报《长江商报》，武汉地区报刊业的竞争主体演进为四家，新闻传媒与出版传媒之间也开始搏杀：在综合性大众化报纸领域，不仅有分属湖北日报报业集团的《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武汉晚报》、《武汉晨报》的“江城四小”，而且有出版集团背景的《长江商报》；而生活周刊领域，实际是湖报集团、长报集团、知音集团三家，武汉地区纸质传媒竞争的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形式：亦报亦刊，兼具双方元素，在报刊传媒形态上出现新走向。
武汉地区生活周刊所兼有的报刊元素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刊期。周刊既是期刊出版周期的底线，也是保证报纸新闻性的出版周期上限。二是制作。三刊均弃散页而用骑马钉。其中，《第一生活》、《新生活》为四开，而《大武汉》介于四开至八开之间，且文多画少，或版内时分栏目，或版面可变四栏。三家传媒或报纸元素多些，或期刊元素多些，但无一传媒“血统”纯正。三是首页。两家“生活”自名报纸，但封面悉彩铜印刷，且单幅美女特写开道，有图有题就是无文，《新生活》将头条标为“封面故事”，《第一生活》将封面导读分为“本期关键词”、“特别策划”，均为期刊做派。而《大武汉》自称做刊，却屡受报纸元素牵掣：封面有的多幅图片并陈，开篇文章不叫“封面故事”而是按照报纸的习惯称呼“头条”。 较之京沪地区，武汉的生活周刊的期刊特色更为鲜明。亦报亦刊使武汉的生活周刊版式活泼，色彩丰富，格调青春，外观时尚。
第三，经营：面向本地，注重城区，以广告收入贴补发行亏损。
武汉三家生活周刊均面向以武汉为核心的武汉城市圈，目标受众年龄以25岁～35岁为中心，下不过20岁，上不超45岁，瞄准都市白领或准白领，也包括那些经济收入中等却紧跟时尚风气的都市人群。在发行上，《第一生活》、《新生活》零售俱1元一份，走低价位路线；《大武汉》推广价3元一本，中间偏高。三刊发行上均未赢利，而将希望寄托于广告收入，发行讲求数量控制。广告以服装、首饰、护肤、美容、整形、食品、医疗、培训、演出、汽车、房地产与分类广告为主。在发行与赢利模式上，武汉的三家生活周刊与京沪等地的生活服务类报刊倒无什么重大的区别。
第四，内容：资讯以生活信息为主，好看好用，图文并茂，强调实用、时尚、消费与娱乐，为读者日常生活的服务功能突出。三刊基本不涉政治风云，举凡饮食、住房、着装、出行、婚恋、育儿、美容、消闲，无所不及，无所不包，细腻精致，不厌其烦，仅在居家、购物、休闲等私人生活空间；强调编读互动，如《新生活》设“优质来信”栏，2006年第22期刊读者建议：通过有代表性的公交线路介绍武汉市的沿线城市风光。
二、生活周刊如何同城竞争？
生活周刊已经在武汉、上海等中心城市形成了同城竞争的局面。那么，生活周刊应该如何同城竞争呢？武汉生活周刊的同城竞争对全国其它中心城市又有怎样的镜鉴呢？笔者以为，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一）理性决策，及时调整，加强指导。
每座中心城市的传媒市场有每座城市的特色。生活周刊的生存、发展与城市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因此创办、经营传媒就需要认真研究，理性决策，及时调整。武汉地处华中，经济总量虽然尚算可观，但民营经济落伍，经济活力不足，平面广告市场近年未突破10亿，社会结构与经济发育在全国均未靠前。2004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1956亿元（上海为7450亿元，北京为4283亿元，广州为4116亿元，宁波为215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564元，分别在全国19个副省级及其以上城市中排第12、14位。本地税务部门所掌握的年收入超过12万元人民币的自行申报纳税者，北京超过28万，武汉只有5000人。市场竞争可以较快地提升本地报刊水平，但竞争的无序也难免造成大量宝贵的资金、资源的浪费。因此，在我国报业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发育初期，一方面要鼓励竞争，另一方面又要合理设计并规范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防止恶性竞争，减少无谓的浪费。为此，传媒集团投资创办新传媒或实施改刊，均应认真作市场调研，科学决策，根据实际及时调整。而传媒的党政管理部门也要出台法规，完善政策，立足全局，对传媒市场的总体结构予以宏观控制，对传媒集团的决策、业务活动及时指导，对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努力避免决策失误。
（二）实施生活周刊的健康办刊理念，提升办刊档次。
生活周刊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其信息的实用、服务的细致与理想生活的“梦幻”营造，均弥补了综合性大众化报刊的不足，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商业的繁荣。但是，目前的生活周刊也面临着自我突破、自我提升的困局。生活周刊的主要缺憾集中为：一是琐碎有余，大气不足；二是时有格调不高的信息，与目标读者都市白领或准白领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标准距离明显。因此，生活周刊在办刊上应适应与引导并举，向健康的生活方向不断进取，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提升办刊档次，增强办刊品质。可供参考的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完善健康的办刊理念。健康的办刊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观的指导下，服务与引导并重，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双管齐下，长远利益与当下利益兼顾，提倡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健康的生活方式，容许生活中的无害无益，拒绝生活中的低级趣味，反对生活中的腐朽、丑陋。比如，生老病死不分贫富贵贱，而我国的医疗改革任重道远，在这样的生活现实面前，生活周刊也要立足国情出发，传播准确与对受众有益的信息，认真核查美容、隆胸一类的医疗报道、广告信息，而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用虚幻的生活美景去“忽悠”受众。
第二，实现生活服务低层面与高层面之间的有机结合。2002年，武汉市的恩格尔系数为38.4％，2004年为39％。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恩格尔系数降到0.4时，居民的文化需求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就会上升到30％，文化行业的需求增速可以达到30％～40％。目前，生活周刊所提供的服务偏向低层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前两种为低层面需要，后三种为高层面需要。对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民众，生活周刊对衣食住行这些低层面需要的信息进行传播是必要的，其细致而周到的服务应该肯定。但是，对人民群众的高层次需求，生活周刊的信息传播又存在结构性的缺失。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生活周刊的物质消费信息泛滥，精神自我提升信息贫血。在生活周刊中，我们很少看见满足、提升人们业余精神生活的信息，很少关于指导人们在工作之余进行阅读，修身养性，普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伦理关系等关涉个人、家庭精神素质层面的内容。二是所传播的信息暗存某些导向上的错误。比如，夫妻关系是重要的人伦之一，但有的生活周刊不是从夫妻思想的沟通中去促进夫妻和谐，不是从妇女素质的自我提升中强化家庭的稳定，而是不厌其烦地传授什么雇佣私人侦探、电话区位查岗等控制丈夫的“阴谋诡计”。这样的生活顾问之于良性的夫妻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强化的只有夫妻之间的猜忌、提防，对长远的夫妻和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生活周刊还要成为受众的精神生活助手，既关爱人们的物质生活，又关心受众的精神生活，传播进步的生活理念，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对生活领域内诸如学习性资讯、自尊自爱、孝敬父母、关爱友人、关心公益事业等事涉国民文化素质的信息传播力度，对婚外恋、网恋等当今生活发展的新现象积极指导，传授化解生活危机的好思路、好方法，推动我国关于学习性社会的建构。
（三）摈弃商家利益独大的办刊思想，实现读者、传媒与商家三家利益并举。
生活周刊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够赢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资金，办刊关注商家赢利是正常的。但是，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共赢共存。因此，生活周刊必须摒除与商家合谋去掏读者钱袋子的办刊思想，要在为读者、商家的共同服务中求生存，在为读者、商家的共同贡献中求发展。为此，生活周刊应处理好如下问题。
从读者的实际出发，从当地的现实着手，寻求生机，寻找市场。就武汉市而言，2004年城市总人口786万，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户人口2.99人；18岁～34岁的人口为252万，35岁～59岁为255万；城镇单位职工166万，其中企业职工126万，事业单位与机关的职工39万；职工人数最多的行业依次为：制造业63万，教育界16万，建筑业14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1万，批发和零售业11万。由此可见，武汉市虽然在全国属于文教业大市，但产业工人主导本地职工主体的格局未变。因此，武汉的生活周刊办刊就必须从市情入手，关注本地的工商阶层，尤其是工人阶层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从传媒市场看，事业单位和机关的40万左右的职工人数显然无以支撑三家生活周刊顺利发展。
从国情、市情出发，提倡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武汉市城市居民2004年每月消费人民币居于前六位的是：食品265.94元；衣着68.12元；居住66.33元；交通和通讯62.16元；医疗保健58.52元；教育49.21元。而文化娱乐服务、文化娱乐用品的支出仅分别为18.17元、15.89元。在上述支出中，用于生存的占大头，用于发展的为少数。武汉地区的生活周刊应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实际出发，既要反对过度消费，又要强化科学理财，提倡科学膳食、着装、出行。媒体如果不加分析地鼓励超前消费、符号消费、炫耀性消费，鼓励不自量力地贷款购房、贷款购车，那么，就容易误导那些经济收入极为有限的人群，添加大多数父母的经济负担，加剧普通民众的家庭困难，危害国家贷款安全，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对传媒与商家的长远利益也弊大于利。显而易见，生活周刊如果脱离国情、市情鼓励过度消费，无异于杀鸡取卵，不利于节约型社会建设的国家大局。
生活周刊也需打造公信力。我国大众传媒已经由市场竞争初期的拼价格向价格与质量、规模与人才、服务与品牌并举的方向发展。生活周刊在热心小事的同时，也应该适度关心国家大事。比如，我国近年能源紧张，那么，生活周刊亦可立足国家利益，思考超前：消费者如何面对高耗油的汽车，生活周刊有无必要讨论城市限制小排量汽车的合理性，城市如何处理公共交通。因此，生活周刊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消除内容的同质化倾向，去掉泡沫化版面，远离选题跟风；另一方面，在准确、实用、细致的基础上，还应该强化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公益性、科学性，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通过统筹读者、商家、传媒与公共事业的利益来打造生活周刊的公信力，向社会主流媒体方向前行。
服务上再上层楼。生活周刊在实用性的操作层面，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改善阅读的便捷与舒适。《第一生活》等四开生活报刊，通为六号字，字号过小；36厘米的版高却有90行，行距过密。这些均有损读者的目力。其次，导读功能待加强。《第一生活》等生活报刊版宽24厘米，横排六号字80个，每版字数容量7200左右；每期通常为56面，可容纳总字数在40万字以上。然而，如此多的版面，生活周刊有的没有目录页，有的目录页过于简单，在导读上缺乏梯次；有的版组区隔不明显，每面的版眉处只排列页面数字、版面名称而没有版组名称。这些都不便于读者快速寻找感兴趣的版面内容。再次，语言规范待强化。有的误用标点符号，有的行文中英文夹杂较多，且英文首次出现均不按照国家出版规范予以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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