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和18军独立支队分两路挺进西藏，两份也许称不上精美，然而引人注目的油印小报《新闻简讯》、《草原新闻》分别诞生在军营，历史性地迈出了西藏当代报业伟大的第一步。其间屡经变迁，直至1956年在此基础上创办西藏第一份当代报纸——《西藏日报》，为西藏当代报业的建立创设了必要条件，是为西藏当代报业的萌芽期。以此为范畴，梳理其发展轨迹，规整其脉络，确立清晰的框架，并作出若干解析，当为本文的旨归。
一、西藏当代报业的两支源头：《新闻简讯》和《草原新闻》
西藏当代新闻事业的建立，发端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途中创办的两份油印报纸——由四川挺进拉萨的18军所属的《新闻简讯》，以及自青海深入青藏高原的18军独立支队所属的《草原新闻》。这两份在西藏当代新闻史上具有里程意义的报纸，颇多相似之处，在西藏由封建农奴制走向当代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当它们在拉萨随着两支进藏部队的会师相融为一，改为《新华电讯》出版时，西藏当代新闻业已呼之欲出。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奉命从四川进军西藏。1951年6月，为了尽快实施十七条协议，早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18军成立了先遣支队，拟先期进入拉萨，并组织了强大的宣传队伍。为了保证部队在远离祖国内地的行军途中能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沟通信息，鼓舞部队士气，先遣支队决定创办一份油印小报，并在昌都进行了必要准备，在从昌都出发的第二天，即1951年7月26日，这份被命名为《新闻简讯》的报纸便诞生在人民解放军的进军途中。它的创刊，成为西藏当代新闻事业的先声。它的独特价值与深远的影响力，只有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才能获得恰当而真实的把握。
《新闻简讯》在创办之初，便给自己确定了这样的任务：以报道时事新闻为主，间或反映部队行军情况。新闻来源主要是从收音机中抄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新华社消息。当时办报条件十分有限，仅有一部很旧的军用收音机和一部半旧的油印机，加上蜡纸油墨，行军帐篷，只需一匹马就足已驮起一个“报社”。其时实际办报者仅有二人，由来自重庆《新华日报》的张成治负责收音和编稿，来自《建军报》的韦起刻写和油印。报纸的负责人为18军宣传部报道科长汤化陶。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坚持出报。出报的程序简单而紧张：每天下午刚一抵达宿营地，便立即搭好帐篷，架好天线，生火做饭。当夜幕降临，他们就在烛光下抄收记录新闻，随后立即整理和编辑，刻写油印，保证在第二日早晨部队出发时把“报纸”送到大家手中。寒冷的天气，强烈的收音干扰，使报纸出版面临巨大困难，或编成短讯，不致出版中断。在漫长的进军征途中，《新闻简讯》所传达的重要信息，诸如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励了部队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和信心。1951年9月9日，18军先遣支队胜利抵达拉萨，《新闻简讯》依然坚持出版。10月下旬，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率18军主力进驻拉萨，该报遂告停刊，至此共出刊33期。
在《新闻简讯》创办的同时，由18军独立支队创办的《草原新闻》也应运而生。在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由川入藏之际，由西北西藏工委率领的另一支人民解放军也由青海入藏，履行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它对外称作“18军独立支队”。在进行认真的军事准备的同时，部队的新闻宣传工作也拉开了帷幕。1951年6月，应西北西藏工委请求，西北局从《群众日报》（西安）、《甘肃日报》、西安和兰州大、中学生中调来20余人组建了报社，归工委宣传部领导。同时，新华社西北分社派出郗平、边绥、吕焕祥三人进藏，配合报社工作。同年7月，西北西藏工委书记范明在兰州西北大厦主持召开工委扩大会议，决定在进藏途中筹集收音机、纸张、油印机，建立通讯员组织，练习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学刻钢板，训练新闻写作，并出试刊。1951年8月28日，《草原新闻》在18军独立支队在香日德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动员大会之际，同日同地创刊。
西北进藏部队分为前梯队与后梯队，《草原新闻》亦分为前梯队版和后梯队版。部队进入西藏境内后，报纸随部队建制变化，前、后梯队版合而为一。
《草原新闻》除抄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内容之外，更是真实地记录了部队进军西藏的历史进程。它的版面虽只有一张蜡纸大小，但内容丰富。它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指挥部的指示命令，部队动态，藏族同胞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报道等。当时整个部队只有两部收音机（前、后梯队各一部），又行进在千里无人烟，不通邮路的青藏高原，消息闭塞，几至与世隔绝。而正是《草原新闻》的传播，才使广大指战员拥有了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宝贵渠道。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全国正在开展的“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乃至家乡的变迁，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更坚定了大家解放西藏，保卫祖国西南边防的信心。
《草原新闻》是西北进藏部队战斗生活的生动记录。作为党的喉舌和部队指挥机关的机关报，它及时地传达着党的指示和司令部的命令，指导部队的全局工作。在创刊号上，范明司令员亲笔撰写发刊词，论述了我军进军西藏的伟大历史意义。9月9日，部队行进至黄河源，报纸针对为期三天的评功查过，整顿纪律活动，以“有功者奖，有过者罚”为题报道了受到指挥部表彰的人和事，也公布了受到处分的干部和事由。抢渡通天河，是进军路上的一场硬仗，报纸以“通天河上的日日夜夜”为总标题，连续报道了渡河情况。为此，新华社播发了综合通讯《战士面前无困难》（霍春禄、边绥）。在翻越唐古拉山口之际，报纸刊登了范明司令员口授的动员令《奋勇前进，抢过唐古拉山》。部队于10月19日早晨5时开始爬山，经过4天努力，终于战胜了这道进藏途中最大的险关。在进军途中，报纸刊登了独支司令部制定的《入藏守则》，并配发社论，约束了部队的行为，赢得了藏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10月23日，部队走下唐古拉山，在聂荣宗宿营，当地宗本率群众百余人到部队营地热烈欢迎，报纸对此作了生动报道。11月4日，报社随部队进入藏北重镇黑河（那曲），报纸刊发了工委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和《团结守则》，要求部队向18军学习，并搞好团结。同时，编发了18军在横断山脉艰苦行军、捕鼠代食的感人事迹。
1951年12月1日，是西北人民解放军举行进入拉萨入城式的历史时刻，《草原新闻》在记录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一天的同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布终刊。
在《草原新闻》创办的过程中，先后有23人参与报社工作：霍春禄、金鉴、袁一凡、陈拓、王鉴、王克俭、陈守温、车德驷、金熙元、何斌、杜华文、木森林、张琪瑞、朱巨汉、王云汉、沈世韧、惠婉玉、张晨虹、贾如彦、葛英琪、夏月如、冯丽英、陈祥清。另有新华社人员10名：郗平、边绥、吕焕祥、牛世钧（牺牲于唐古拉山）、彭多德、贾陇梅、王熙庚、柴春秀、高方伯、田育才。他们既是西藏当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光荣见证人。他们书写了历史而又为历史所铭记。
《新闻简讯》《草原新闻》虽分属两支部队，任务略有不同，又异地办报，但在西藏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并无根本不同。它们都是我进藏部队的随军报纸，分别记录了两支部队从不同方向进军西藏的历史轨迹，完整地反映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全过程。两份报纸的根本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它的分属作战任务不同的两支部队（主力与非主力），创刊、终刊时限有早有晚，辐射力各不相同，在其后西藏的报业发展进程中，又以不同方式承延绪脉，对后来的报纸如《新华电讯》、《新闻简讯》、《西藏日报》的创办影响有别，但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上述种种差异并不影响对二者新闻史价值的判断。就其基本功能而言，它们都真实地记录了人民军队解放西藏的伟大史实，在简陋的办报条件和流动的战斗环境中，尝试以当代新闻模式对部队的战斗生活和国内外大事作以报道，发挥了报纸宣传政策，沟通信息，激励士气的特殊功能，为西藏当代新闻事业的建立提供了人力、物质和办报经验上的准备，确为西藏当代报业的源头。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出现的《新华电讯》、《新闻简讯》均沿承18军所主办《新闻简讯》的余绪，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发展，客观上使旧《新闻简讯》在西藏当代报纸的萌芽中占有主导地位，后又将《草原新闻》并入其中，实在是由于它身处18军部队之中，拥有地位之优，又先期进入拉萨，荣获了率先为西藏当代新闻事业奠基的历史机遇。
二、从《新华电讯》到《西藏日报》：西藏当代报业由萌芽到确立
1951年10月26日，自四川入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主力部队进驻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拉萨，标志着西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由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和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藏族僧俗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充满着陌生感与疑虑。西藏工委根据中央指示，确定这一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进藏人民解放军和进藏职工的实际行动影响群众，用各种方式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壮大爱国力量。在此背景下，创办一份省级报纸乃势所必然。然而在当时的西藏，实难具备创办如此规格报纸的基本物质条件。
虽然如此，西藏工委仍从长远考虑，决定设立报社建制，人员有十余人，暂由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方德代管，在原《新闻简讯》的基础上，以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名义出了版油印小报《新华电讯》，其时为1951年11月12日（一说为1952年元月14日）。它的主要任务是向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传达国内外重要时事新闻，并根据形势发展，伺机创办西藏日报。此报为八开小报，四个版面，用二张蜡纸刻印，每周六期，周一无报。每期容量约5000字，内容均为新华社播发的电讯稿。报纸的编印工作紧张而有序，由张成治从电讯稿中编选重要新闻，张成治、倪潜各刻写一页蜡纸正文，倪潜刻写标题，并与彭映华三人共同校对，再用从军宣传部带来的一台旧油印机印刷，由李文明徒步投送驻拉萨各机关、部队。《新华电讯》是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之后，由我党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后来正式创办的《西藏日报》的最初前身，同时也是西藏自1907年《西藏白话报》创办以来的第一份报纸，实开西藏当代报业和革命新闻事业的先河。
1951年12月1日，由西北进藏的18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两支部队胜利会师，中共西藏工委正式成立。随独立支队进藏的新华社人员和《草原新闻》即与《新华电讯》合并，驻地由彭雪搬到车门。报社由新华社代管改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领导。宣传部长乐于泓兼任社长，原《草原新闻》霍春禄任副社长，具体由霍春禄、张成治负责。《新华电讯》的编务与印刷仍主要由原班人马实施，《草原新闻》的工作人员因参加“评功查过”活动，起初并未参加《新华电讯》的业务工作。在此项活动结束后，才陆续有惠琬玉、夏月如、贾陇梅、冯丽英、王克俭、王兆庚等加入报纸编印工作。
1952年6月，霍春禄调出，张成治成为报社实际负责人。8月，汤化陶调任西藏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郭辛可任编辑部主任，并有常克诚、李宁、时钟曼、郑文珊、朱玉、朱义侠等人调入，报社业务工作实力明显加强。由于《新华电讯》不能刊登地方新闻，信息传播和政策宣传功能多受限制，在尚不具备创办正式大型报纸条件的情况下，报社决定将版面由二个版扩大为四版，除精编新华社电讯稿外，尽可能刊登地方新闻。1952年10月1日，《新华电讯》改为四开四版油印小报《新闻简讯》出版。虽然名称如旧，但内容已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军报转而成为对西藏全局工作具有指导功能、面向社会传送综合信息的地方报纸。这是一次不能被忽视的办报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新的《新闻简讯》具有了当代报纸的雏形，虽为油印，但已相当注意版面编排，刊头与标题力求有新的设计，又加大对当地新闻的报道，初显当代报纸之形态。为保障报纸出刊，报社建立起了相对完整，分工更为明确的编印机构，设置了报务、编辑、译电、油印等业务组。报务组仍由原班人员组成;编辑组由张成治任组长，并从军区干校调入彭映华、袁一凡、金熙元以充实力量;译电组组长为李宁，人员增加了李禄淑、吴鸿珍等;油印组工作任务繁重，有人员5人，常克诚、倪潜为组长，基本工作是刻写、印刷和分送报纸，印制、发行兼之。倪潜、郑文珊、惠琬玉、夏月如日刻一个蜡版，常克诚进行全部四个版的印刷，每日印刷近千份。
1954年4月10日，《新闻简讯》改为铅印，油印组撤销，人员转事编务工作。印刷质料的变化绝不仅仅是形式的进化，同时也带动了报纸内容和体式的改进。在印制逐渐规范化的同时，报纸的编排模式也向地方报纸靠拢。地方新闻的分量在增加，同时还刊登一些文艺作品和理论、评论类文章。报纸正在步入当代规范媒体之路。
面对西藏特殊的民族工作需要，1952年11月，西藏工委宣传部创办藏文《新闻简讯》，时钟曼任编辑。由此前成立的西藏军区“藏文编审委员会”担任该报的翻译、刻写和印刷工作。其时主要翻译人员有祝维汉、杨化群、马俊明。报纸在西藏上层人士、各大寺庙和市民中散发。不久，改油印为石印，由仲译朗杰书写，军区印刷厂印刷。1953年底，王鉴接替时钟曼继任编辑。
1954年底，青藏、川藏公路全线通车，西藏与内地沟通获得基本保障。它标志着西藏具备了使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物质条件。1955年，中共中央同意西藏可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5年3月4日，中央就西藏工委的请示作出批复，同意创办“西藏日报”。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一批新闻业务方面的精干人马赴藏，与从西藏本地选调的人员一同筹办“西藏日报”。以此为标志，西藏新闻事业工作的重点显然已由铅印内部报纸《新闻简讯》的编印，转移到省级正式报纸的创办上。至此，西藏当代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萌芽期已进入尾声。1956年4月22日，《西藏日报》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同日诞生，西藏当代报业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及18军独立支队在进军西藏途中创办军内油印小报《新闻简讯》、《草原新闻》，到由西藏工委宣传部在拉萨组建新的《新闻简讯》报社，创办模式近于地方报纸的同名报纸，西藏当代报业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硝烟与高寒之中，几经变迁，虽充满艰辛困苦，然而坚定地迈向当代报纸行列。在这种历史的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发展脉络与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变迁有着深刻的一致，二者互为表里。历史的独特、曲折造就了西藏当代报纸即使在它发展的萌芽期也已显得轨迹多变，形态复杂。不过，如果我们用图表作一标示，这种演变的轨迹也并不是多么神秘：
三、西藏当代报纸萌芽期的若干特点
在很多特殊因素的共同制约下，西藏当代报纸在它诞生的萌芽期即已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这就是：西藏当代报业产生的专业氛围，几乎与此前西藏极为有限的新闻传统毫无关联，而它的发展取向、方式与推进轨迹，完全是在特定条件和历史使命召唤下所作出的全新选择。
（一）西藏当代报纸从一开始就在它的中心区域之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在远离西藏新闻本土的奇异状态下，孕育着它崭新的生命。
如果我们以西藏地域新闻史的视角来审视西藏当代报纸的萌芽，就会发现它幼稚而伟大的初创并未发生在西藏中心区域或大众社会之上。这个特别的开始，差不多决定了它此后的发展与内容。最早的《新闻简讯》和《草原新闻》分别诞生在青海的香日德和西藏的昌都，——昌都距西藏政治、文化中心有千里之遥。而在当时交通停留在“马蹄时代”的落后状况下，昌都与拉萨的距离更是遥远。二份报纸出现在拉萨以外，又是影从部队，它的影响力未能及于全藏或更广大地区，自然还不能称为大众传媒或社会传媒。这种分析并不是要证明，二份军中油印小报的影响力与价值可以被忽视，恰恰相反，它们肯定是西藏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它们影响的人数未必众多，但它们影响着的正是决定西藏走向民主和文明进程的一支最重要力量，它们自身的价值便不可低估，其时的西藏，竟然连与之对应的一份油印小报也不存在，也就衬托出《新》《草》二份报纸在西藏新闻史上位置的醒目。两种带有“行业”性质，且不面对整个社会的油印小报，在西藏当代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传播历史变革的声音并记录历史的惟一角色，也反衬出此前西藏新闻业近于空白的落后状况。西藏当代报纸把它生命呱呱落地的第一声选择在部队，选择在流动的进军途中，选择在政治、文化中心以外的地方，其实并不是新闻自身的意愿，它更多的是历史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特别是西藏各族人民谋求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团结，把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中解放出来，实现其民主、文明，从而实现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由此，西藏的报纸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庄严的政治使命——它绝不可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的大众传媒。而且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这种使命的重要性在西藏这个民族自治和政治敏感区域从未逊色于一般的信息传播功能，于是形成了西藏新闻业突出的政治传统。如果回首一顾，这种传统其实就是由《新》、《草》二报铺设底色，确定基调，奠定基础的。
西藏当代报纸的萌芽与西藏有限的新闻传统并无关联。在《西藏白话报》创办（1907年）以前，西藏尽管在地理与社会系统方面一直保持高度的封闭性，但新闻的传播绝不可能中断。也许这种传播手段并不发达，又迟迟没有升华为报纸形态，但它或隐或显，总在维系着一条脉络，连接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一直笼罩在强大的佛教文化之下，又由于地广人稀和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极端专制和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禁锢，在整体上显得隐晦。在西藏的传统文化格局中，它远未成为一种强势文化。这样，它的承传便缺乏冲击力和必然性，对西藏新闻业的推动力实为有限。在这个特殊时期，历史老人还没有从容到要给这些热血沸腾的“战士”以充裕的时间去梳理这个“传统”。即使有人梳理了，以他们的办报使命和环境，又因为身处这个传统的“磁场”之外，巨大的距离使这种传统的作用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初期的“战士报人”来自大学和人民的媒体，从全新的社会制度中走过来，肩负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自然就从这里继承了报纸革命性、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统，并坚定不移、运用自如地把它们发扬光大。西藏当代报纸在破土之初与西藏新闻传统之间的相互陌生状况，促成了西藏当代报纸秉承人民报业的传统，直接服务于解放西藏的军事、政治斗争，在没有历史包袱的情况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品格，开创了西藏当代报业的新格局。同时，这种陌生本身就是一种缺憾。在没有厚重基础的状况下，西藏当代报业，乃至整个新闻事业只有白手起家，万丈高楼平地起，显得简陋、仓促，起点不高，隐含了一些先天不足，这是必须予以正视的。
（二）作为新闻传播媒体，“萌芽期”的报纸媒介功能不断演进，臻于完整，为西藏当代报业的正式确立创造了条件。
《新》、《草》二种油印小报的创办，完全是由于部队在荒远的进藏途中沟通信息、宣传政治、军事政策和命令的需要而出现的。在条件恶劣，人烟几无的进军途中，部队既无报纸可读，又因收音机极为有限（18军独立支队仅有2部，18军主力部队为数亦有限），即使有收音机，收音效果也很差，所以部队与外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就是部队内部的交流也困难重重，正鉴于此，部队才决定自己办报，以满足需要。这就决定了报纸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抄收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事新闻;二是刊载部队指挥部的命令、指示、条例，报道部队行军情况。前者记录了发生在1951年的国内重大时事，如“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战士家乡的变化，使大家基本了解到时事动态，激励了士气。这部分内容当为报纸的主体，占绝大部分版面。关于部队的情况，是“或然”行为，多、少、有、无并不确定，为报纸的辅助部分。在当时的背景下，战士们了解外部动态，把握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愿望是最为迫切的。即使如此，从相关资料的记载来看，对部队情况的报道也弥足珍贵，尤其是《草原新闻》。在由司令员范明撰写的发刊词中，阐明了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它还报道了评功查过活动、抢渡通天河行动、翻越唐古拉山、藏族同胞欢迎解放军等激动人心的场面。刊登了部队针对民族团结和处理好与18军关系而制定的《入藏守则》、《团结守则》。而在它的终刊号上，记录的就是部队在拉萨举行入城式的盛况。从《草原新闻》的编制规模和准备情况来看，要略胜《新闻简讯》，这使它更有条件在记录国内时事新闻的同时，较多地报道部队情况。总之，《新》、《草》二报仍属“战地报纸”，无论从内容还是影响范围来看，总未能超出进藏部队的范畴。
人民解放军18军进入拉萨后，西藏工委宣传部在《新闻简讯》的基础上，创办了《新华电讯》。正如它的命名一样，这份报纸全载新华社播发的电讯，没有自办内容，实为一份“文摘”性质的报纸，为什么在进驻拉萨，面向社会之后，报纸的内容反比部队时期更单一了呢?原因在于它是处于由军内报纸向地方报纸转变过程中的一份过渡性报纸，同时也是为了满足部队刚刚进驻拉萨时特殊的政治需要。18军抵达拉萨之后，就决定突破军报范畴，创办地方报纸，但因条件所限，只能搭起报社的架子，以新华社西藏分社的名义出版《新华电讯》，同时为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提供国内外形势方面的消息。
1952年10月，《新华电讯》改为《新闻简讯》出版，它恢复了18军在进军途中创办的军报的名称，但从内容到体式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已成为一份“准地方报纸”了。它的版面由2版扩大为4版，增加了地方新闻内容。设立了分工较为明确的报社内部机构，形成了正规的地方报纸的机构轮廓。这份报纸俨然已经成为《西藏日报》的“试刊”。后来它不断扩大，形式愈来愈规整，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1954年，改油印为铅印，在印刷手段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至1956年，便水到渠成地成为西藏第一份当代省级地方报纸——《西藏日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闻简讯》在西藏发展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西藏日报》漫长的孕育期。
（三）“萌芽期”的报纸肩负重大的政治使命，突出宣传功能和民族特色，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取向，奠定了西藏新闻传播事业的革命传统。
“萌芽期”报纸的创办和发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由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政治使命来决定的，与一般新闻媒介产生的传播动机有着显著区别。无论是《新闻简讯》还是《草原新闻》，它们创办的直接动机就是为进军西藏的部队服务，而这支部队所代表的正是全中国人民和西藏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其说这是一个军事组织，毋宁说它是一种最有生命力、具有强大到足以改变西藏命运的最先进的政治力量。因此，这二份军中之报，它的目光并不仅仅停留在自己身旁的野营帐篷和充满硝烟的战场上，它的视野是整个世界，然后才是处在这个背景之上的西藏和这支部队。它首先要刊登的是部队以外的重大时政消息和党的方针政策，它要为战士所真实显示的正是这个宏大而富有朝气的背景，让干部战士深切地意识到他们存在和努力的巨大意义。显然，此时报纸的政治宣传功能完全拥有主导的地位，一般含义上的新闻信息传播功能显得弱势化。可以说，西藏当代报业在它迈开第一步的时刻，已负有庄严的政治使命，这种脉绪在此后的岁月中一直绵绵不绝，形成为传统，凝结成西藏新闻传播事业的特质之一。
部队进入拉萨之后，报纸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部队，但它的政治宣传者的角色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此时，报纸身处地方，具有成为地方报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当时的西藏，两种政权并存，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规范的社会新秩序尚未建立，按照普通媒体的机制建立地方报纸为时尚早，同时又不具备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因此，《新华电讯》《新闻简讯》仍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主。前者没有地方新闻，后者在发展中逐渐增加地方报道，在内容上向地方报纸靠拢，但这并不根本影响报纸的政治立场。即使在对地方的报道中，也主要是形象地阐解着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保持政治上鲜明的倾向性，力求形成明确而广泛的影响力。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这些由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工委宣传部主办的报纸，影响力多在部队和干部范围之内，对于整个西藏社会而言，它们的作用远未达到主导舆论的地步。
在西藏办报，就不能忽视它的民族受体。能否在占西藏人口主体的藏族僧俗群众中产生影响力，便意味着报纸的宣传、传播功能能否真正实现。1952年11月，藏文《新闻简讯》创办，担任内容翻译的是此前成立的“藏文编审委员会”。这是一件极富象征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西藏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开端，并开创了另一个传统：民族化。当然，反映藏民族生活的内容在《草原新闻》和旧《新闻简讯》（18军进军途中主办）中就已经出现了，但用藏语言文字来反映藏民族生活的有当代特征的报纸，藏文《新闻简讯》当属第一。
（四）高尚的志向和艰难的办报环境，铸就了西藏新闻工作者的不凡人格，这种敬业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成为西藏当代报业史上的传统和珍藏。
《新闻简讯》《草原新闻》诞生于雪域高原上的进军途中，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们在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之外还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在行军之余，还要在夜晚从收音机中收录新华社新闻电讯，并刻写印刷。寒冷、饥饿、劳累、缺氧、收音信号时断时续，诸如此类的困难，无不考验着他们的意志。有的还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新华社记者牛世钧便牺牲在翻越唐古拉山的险途中。恶劣的环境即使在进入拉萨后也并没有立即发生改变，当时的报社没有桌椅，只好因陋就简，趴在文件箱上译电、刻写，蹲在地上印刷。单薄的衣被常使他们冻得难以入睡，粮食缺乏，只有以马料（黑豆）充饥。报社几易地址，先住彭雪，再移车门，后至桑多仓，有了较为稳定的工作地点，条件才稍有改善。为了贯彻中央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加之西藏地方反动势力的阻挠破坏，粮食匮乏，报社人员一边工作，一边到拉萨西郊开荒生产。白天要参加“三反”运动，晚上就必须加班赶出报纸。他们还必须防备反动武装势力的袭扰。虽然如此，他们胸怀崇高使命，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用手中的“二支笔”（钢笔、铁笔）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西藏的历史风云，及时准确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他们所铸就的专业精神和人格风范永垂后世，贡献给西藏新闻事业以优良传统。不仅如此，他们成为后来创办的《西藏日报》的骨干力量。如果要称他们为西藏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确是毫不过分。从18军进藏时创办《新闻简讯》，到出版新的《新闻简讯》，绝不是一种简单回复，它其实是西藏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我们称之为“西藏当代报纸的萌芽”。在它曲折的发展轨迹中，诞生了西藏当代报纸的雏形，开创了西藏新闻事业独有的传统，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奠定了西藏新闻事业的基础。尽管它以油印为主，均未公开发行，报纸内容与范式并不发达，但它给予西藏新闻事业的历史镜鉴和影响力却是深刻而久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