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胡愈之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名为《月报》的综合性杂志，由开明书店出版。这份进步杂志因抗日战争爆发只出了7期就停刊了，也因此在胡愈之先生心中打下了一个心结。1949年下半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时为国家出版总署首任署长的胡愈之先生在一些同志建议下，决定创办一份类似《月报》的新刊物。于是他亲自挂帅筹备，把刊物定名为《新华月报》，以示此月报是新中国所创，并利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会的机会，请毛泽东主席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他组织了包括胡绳、王子野、杨培新、傅彬然、曹伯韩、楼适夷、艾青、臧克家、王淑明、石少华等在内的阵容很强的编委班子，并在亲撰的发刊词中提出刊物以“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为主要任务，这就成了60年来《新华月报》的办刊宗旨。1949年11月，《新华月报》创刊号问世，它是全国新华书店成立总店后出版的第一本刊物，也是迄今仍在出版中的我国唯一一份大型政治文献性、综合性月刊。1950年12月，《新华月报》改由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主办。
《新华月报》的稿件选自中央及地方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材料，包括党和国家政策文件、政令法规、领导人讲话和文章及中央主要报刊的重要言论、有关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外交领域及国际上重大事件的报道。由于这份刊物内容权威、选材准确、采编及时、查阅方便，出版发行后受到各界欢迎，党政军领导机关、学校和科研机构、各地图书馆及档案馆和基层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纷纷订阅，刊物本身也得到领导机关、中央各部门和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新华月报》非常关注。刊物初创时，他对刊物直接提出过批评。1951年12月，周总理通过秘书向刊物转达过他的意见，指出：“编得太杂，许多重要文件未登，可有可无的文章登了不少。”总理的批评迅速纠正了刊物在选材上的偏差，促使编辑人员加倍努力，提高编选水平。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介绍说，总理生前办公室的必备书中就有一套完整的《新华月报》供他查阅；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在出访时还常带着它备查，外交部也专门为我驻外使领馆订了这份杂志。1966年7月，《新华月报》在“文革”中被迫停刊。1969年形势稍有转机，周总理即令筹备《新华月报》复刊，而此时正值人民出版社干部要被下放，周总理下达指示：“《新华月报》不能长期停下去，人民出版社干部要下放，就由新华社接编。”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新华月报》于1970年5月试复刊，7月正式复刊。由新华社编辑（1978年4月交还人民出版社续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要谈伟人的书缘，周总理与《新华月报》确有书缘。
从1979年起，《新华月报》为适应读者需要，分别出版文献版和文摘版。文摘版后改做《新华文摘》，文献版则成为后来的纯文献的时政性、综合性的《新华月报》，继续肩负着刊载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国内外重大事件报道的使命，继续记录着新中国的历史。尽管在那个年代，编辑手段单一，新老编辑靠的是剪刀、糨糊和一支笔，但大家为完成担当的使命都在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为增加刊物的可读性、信息量和版面的活泼性，《新华月报》于1998年下半年进行了改版，重新设置了栏目。从2006年开始，《新华月报》分为上、下半月刊出版，上半月刊注重对时政的观察与解读，下半月刊保持对文献及重大事件全面、权威的记述。
《新华月报》比其他时政性刊物提供更多也更为原本、具体的有关我国内政外交和国际问题的材料，因而在它的阅读功能中有着更为直接的宣传教育功能，并有报纸的媒体作用。《新华月报》之所以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是因为它还有独具的检索功能和替代功能：一是政策和法规的检索，从《新华月报》年度和跨年度的《总目录》中几乎能查检到所有公开发表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和法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年度的政策、法规汇编；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言论检索，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三是国内外知名人士逝世消息检索，它能提供其他工具书还未及载入的由新华社统发的国内外知名人士逝世消息及其生平材料；四是国内外大事的检索，这是它的优势所在，能替代大事记汇集。它还有替代时事政治学习和参考资料的功能、替代公文写作参考的功能，后者是因为它登载的政令、决定、报告、决议等，几乎包括常用公文各文种，可做应用公文的学习或教学的范文之用。
《新华月报》的这些功能，缘于刊物本身几十年来形成而又不断发展的独特编辑内容和风格，也是刊物几代人努力的结果。60年路漫漫，800多期《新华月报》陈列在一起，堪为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它为国家汇集也为读者提供的数量如此巨大而又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是中国期刊史上所罕有的。（作者:张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