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福利院的“编外老师”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每年春节她都会买上水果或零食去重庆市儿童福利院过年，“六一”儿童节就送去图书。她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那些孤残儿童。她就是民革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余系中。熟悉她的人都称她是儿童福利院的“编外老师”。

陪孩子们过年

余系中与重庆市儿童福利院结下不解之缘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重庆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到福利院的一次参观。“那时国家穷，那里的条件很不好，孩子们的哭声以及房间散发出的各种异味，在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烙印”，余系中回忆当初的情景，眼睛有些湿润地说：“一个兔唇女孩凄婉的歌声打动了我，我决定要长期与这所儿童福利院联系，用手中的笔呼吁社会关注孤残儿童的生存状态。”

从此，每年除夕，余系中都到儿童福利院陪孩子们，她和孩子们一起包汤圆、唱歌、做游戏。“有一年除夕，女儿闹着要我陪她过年，但当时想到那些孤残儿童更需要我，只好说服女儿，把女儿安排在朋友家里过年。从福利院回到家后，原本想给女儿做点好吃的，结果超市早已关门，只好到一家私人小店买了一包糯米粉将就度过了除夕。”回忆起当时，余系中心怀对女儿的愧疚。

余系中说：“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很渴望亲情，没有家，他们会把老师叫做妈妈。对每一个来访者，他们会主动为你唱歌、跳舞、表演节目，然后投到你的怀里，轻轻地叫着你‘妈妈’”。感受到孩子们的渴望，去儿童福利院过年仍然成为每年余系中雷打不动的事儿。

送孩子们《少年先锋报》

“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作为重庆市作协会员，余系中自然有不少文化单位的朋友，节日前夕，她就会找到这些朋友，请他们支援一些儿童读物，作为礼物在节日当天给孩子们送去。每到“六·一”，朋友们一接到她的电话，就会笑着说：“又来要书了么？”

2003年，儿童福利院副院长刘利告诉余系中，福利院没法给孩子们订课外读物，希望余系中能想想办法。余系中听说后，首先就想到了《少年先锋报》。但要长期给孩子们每人订一份报纸，确实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余系中担心报社不答应，便到市作协开了介绍信，拿着介绍信又来到该报的主管部门团市委，希望他们能出面协调。陈述理由时，余系中很是急切地述说着孤残儿童的不幸，倾诉着他们对文化知识和亲情的渴求，一着急，说着说着不由得哭了起来。团市委的领导见余系中很真诚很执着，也深受感动，答应了她的请求。经过团市委、报社和余系中的多次沟通和辗转努力，孩子们终于看上了《少年先锋报》。

坚持赢来更多爱心

儿童福利院的大多数孩子因残疾或重病而被遗弃。余系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夏欣的断臂男孩，白皮肤，黄头发，大眼睛，一笑还有俩酒窝。据说他是不慎被电线击伤，整个左臂从肩膀被截掉，父亲把他哄出去，在火车站扔掉的。

“是我把爸爸弄丢了，是我把爸爸弄丢了……”余系中在福利院详细地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况，天真无邪的夏欣就哭着对她说。晚上，在台灯下，余系中含着泪，写下了儿童报告文学《爸爸被我弄丢了》，发表在《中国少年儿童》杂志上，还配上了痛斥谴责遗弃行为的编者按，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和关注。

除了像夏欣这样的孩子，还有不少孩子因重病或残疾显得木讷、迟钝，一般的人都不太愿意接近他们。然而出于责任感，儿童福利院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人逃避，有许多老师还把自己的孩子带到院里来，和这些孤残孩子们一起玩耍。有一位名叫唐寿云的老师做了脑瘤手术后，大年三十的晚上仍坚持上班，她说，能使这些可怜的孩子高兴，我就高兴。

“这些园丁们的辛勤耕耘使我深受震撼，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我必须为孤残儿童事业做一点什么。”余系中暗暗决定。

于是，余系中写了几十万字的反映孤残儿童生活状态、歌颂赞美特殊园丁（儿童院福利院老师）的文学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的还打来电话，说他们是流着泪看这些作品的。

不仅如此，余系中还走访了市民政局相关部门，深入查找弃婴行为的原因，撰写了《关于对弃婴犯罪立法的相关建议》等社情民意，其中涉及对优生优育及对重病残疾儿童家庭的救助等建议。

“我现在年龄大了，也身患疾病，已经搬不动那些水果和图书了，我常常求助于小区的物管或熟人，请他们帮忙用车送我去。”余系中很欣慰地说，“在我的带动下，越来越多我身边的朋友和我一起去儿童福利院献爱心了。真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热心人能关心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