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伯庸在《纸上谈兵说赵括》一文中认为：“‘纸上’自南北朝始见，每天下变乱，即有进化，自空言到谈兵，至雍乾终成‘纸上谈兵’，同光方见赵括。”当年《成语大会》第二季讨论过马伯庸的观点，在座嘉宾说马伯庸外行人提了一个内行的问题，“纸上谈兵”只是后人对赵括一事的“精炼概括”，是成语中的“语义典出”，再如“结草衔环”，“结草”出自《左传》，“衔环”出自《续齐谐记》，到了元曲里才合二为一。这个说法，还是没解释清楚，赵括和纸有什么关系？
赵括事迹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很戏剧化。赵括打小爱学习，这孩子到底做了什么，让亲爹亲妈不待见，乃至亲爹公开说自家儿子是亡国祸根？太史公没提供太多细节证据，只是给了两个旁证：一是说大话，“以天下莫能当”，父亲赵奢认为，“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二是读死书，蔺相如说他“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史记·白起传》又载，长平之战后，白起对秦王说：“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根据这句话，现在不少网友认为赵括败得未必那么不堪，秦军攻赵只是惨胜。长平一战最后输于赵括的冒进，这点没什么可给赵括洗的。只是赵括的对手是秦国名将白起，输给白起，不代表赵括就是战五渣，之前廉颇对上白起副将王龁，也是一串败仗。
“纸上谈兵”或可理解为外行谈兵。谁是外行？书生吧。从张良、诸葛亮开始算，文人谈兵很正常。唐代杜牧认为，卿大夫应该以谈兵为己任：“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清代姚莹有句“谁从绛蜡银筝底，别识谈兵杜牧之”，杜牧是唐代诗人中最会谈兵的，还注解过《孙子》，无奈留给后世的只是“青楼薄幸名”。
宋代崇文抑武，士大夫谈兵风气却最盛。苏轼写《六国论》，说赵国战秦，三胜二败，问题在于“用武而不终也”，又写《教战守策》，建议“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
明清之际，“纸上谈兵”一说才见之于纸。明代乔应甲的楹联专著《半九亭集》里有副对联：“纸上谈兵人有口，军中索饷灶无烟。”这个时候，对书生谈兵，就开始挖苦打趣了。明代方孝孺写过一篇《吴士好夸言》，文中吴士很像赵括，“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谈必推孙吴”。吴士忽悠张士诚拜他为将，镇守钱塘，天天吃喝玩乐，等到朱元璋手下大将李文忠攻克钱塘，吴士被俘，临死还叫唤“吾善孙吴法”，也是人菜瘾大。
“纸上谈兵”之外，还有“纸上兵”“纸上之兵”的说法，应该注意，有时不能混为一谈。明代熊廷弼曾上疏：“臣尝见兵部调兵，不论其镇之兵多兵少，某家之有兵无兵，某废将之或存或亡，一概混写入疏，某家土兵一千，某将家丁几百，某处调兵几千,某处合兵几万,皇上见之，岂不好看？而不知此纸上之兵也。”这里的“纸上兵”，说的是谎报军情、数字造假。
说来说去，“纸上谈兵”的诸般典故，有夸有贬，“纸上”指的是书生文士这个群体，“纸上谈兵”的争议在于如何看待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清代张潮在《幽梦影》里说：“文人讲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官场现形记》里说：“毕竟书生之见，全是纸上谈兵，这些营务事情，如非亲身阅历，决不能言之中肯。”清代魏源则认为纸上功夫亦有深浅之分：“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历代说“纸上谈兵”，其实很少和赵括扯在一起的。赵括一不算只动嘴皮子的文人，二是虽打了败仗，但连命都拼上了。司马公对兵败投降的李陵都深表同情，倒是不屑赵括。
《亮剑》中李云龙在淮海战役中俘虏了国民党暂七师的师长，那位声称“鄙人不善奔跑”的常乃超。李云龙后来去军事学院读书，常乃超当教官，李云龙想不通，一个手下败将，拿什么教我？学了一段时间才明白理论的重要。“纸上谈兵”不好谈，谈不好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