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是为筹备建立新中国应运而生的。因为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我们又要及时商定建国大事，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条件尚不具备，那么，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就势在必行了。
为了这一天，共产党其实早就夯实了基础，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民主人士的情况，一些民主党派的组织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支持下成立的。如九三学社的建立是在毛泽东的启发和鼓舞下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公开也受到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支持。在共同的团结斗争中，中共总是照顾到民主党派的利益，从不计较自己的名位。每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中共总是从大局出发，鼎力相助；斗争中相互支持，政治上彼此信任，坦诚相见，不计较名位与形式。如当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前的名额分配问题上，36个政协委员的名额，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与社会贤达各9名。国民党为了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上的地位和作用，唆使中国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并私下答应给青年党5个名额，想以此分裂民盟。于是，青年党先要求民盟在9个名额中给它5个，遭拒绝后，便以退盟相要挟，使得民盟负责人张澜很是为难。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民盟原定9个名额不动，青年党可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所增加的名额，中共主动提出自己原定9名让出两名，国民党让出1名，政协代表的总数再增加两个名额。经协商同意，帮民盟解决了难题。由于中共采取了顾全大局，不争名位和支持同盟者的做法，使民盟增强了对中共的信任。
对民主党派既积极争取又耐心等待，在实践中帮助其不断进步的做法，是中共同民主党派成功合作的重要一环。民主党派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所以对某些问题不能充分理解或暂时的动摇，这在民主党派的一部分人中是客观存在。每逢这种时候，中共不是靠武断、说教解决问题，而是积极争取，耐心等待，用斗争实践教育朋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第三方面的和谈问题。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于1946年10月占领了张家口，此时和平的大门己完全关闭。可蒋介石又于10月15日派人去上海，叫第三方面人士劝说中共到南京和谈。民盟、青年党、国社党等中间党派对蒋介石仍存有幻想，认为现在既有了一点希望就不能放过。于是去做中共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答应可以与第三方面去南京，“作最后一次的和谈”，目的为了争取教育中间派。周恩来在10月21日赴南京途中对罗隆基讲：“我们共产党代表早知道这是蒋介石的假和平，我们本来不要到南京来，不过我们怕朋友们受欺骗，并且怕朋友们失望，所以跟着来了。”结果各方面代表到了南京后，蒋介石当天下午即赴台湾视察去了，事实给幻想和平的人当头泼了一盆凉水，同时也使他们受到了教育。梁漱溟等向中共代表团表示：“民盟今后将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事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意见，以防止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名义，孤立共方，欺骗人民。”在南京召开所谓“国大”问题上也如此。中国共产党既积极做工作，又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最后，绝大部分民主党派在斗争中坚定了信心，发表声明拒绝参加，从而使蒋介石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名声很臭。
中共领导人还利用各种机会经常走访民主党派负责人，与他们交换意见，共商国事；民主党派也走访延安，从而增进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了解。如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顾特园，走访民盟负责人。1945年8月30日、9月2日、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三次亲赴特园就国共和谈问题同民盟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民盟主席张澜也诚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称赞张澜是“老成谋国”。毛泽东等人还遍访了其他民主党派。民主党派负责人也走访延安。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7人访问延安，他们通过和我党领导人会谈、参观，以及访问“三三制”政权的李鼎铭主席，“真真切切地查明了”我党及解放区的情况，“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这样可亲可爱”。黄炎培说：“延安五日，益增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中共的“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中国共产党用真诚的态度，有效的合作和灵活的方式方法，团结联合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从同情、配合、支持，发展到合作，最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到了大团结大联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人民政协才得以瓜熟蒂落，应运而生。（市政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