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在汶川大地震中勇救7名同学的雷楚年，涉嫌犯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日前已被提起公诉，即将在成都接受刑事审判。承办检察官指出，雷楚年的诈骗金额巨大并有流窜作案的特别严重情节，应当在10年以上量刑。（11月3日《成都商报》）
6年，弹指一挥间。而对于一个曾经的“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如今的诈骗罪嫌犯，人们对此的唏嘘或感叹，或许更加简单———6年前，雷楚年救人并纵身一跃，为他人和自己争取到生的希望；6年后，身负英雄光环的他，却跃入了深渊……在唏嘘或感叹之余，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诈骗犯”，其堕落的轨迹是值得深思的。
如果说雷楚年行骗之所以得逞，是得益于他头上的光环，那么，如果脱离了某种被扭曲的现实逻辑，怎么会有人相信，一个“抗震小英雄”，他头上的光环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诸如帮人找空姐工作、读重点中学、上户口、购买驾照、发包工程等……这些或需通过合法程序，或采取非法手段才能办成的事，一个青少年怎么办得到？其实，这很“正常”。既然有人可以用冒充官员或高干子弟行骗，雷楚年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人物，就更会让受骗者深信不疑。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有一种荣誉带来特权的潜规则，而且要有特权更容易占有社会资源的“约定俗成”。这种社会陋习，在权力腐败的过程中，早已成了规律。
因此，“汶川抗震小英雄”的堕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果英雄不是“物以稀为贵”，不因集千宠于一身而“虚不受补”；如果社会有良好的秩序，不存在特权和社会资源之间的潜规则，那么，即使雷楚年由英雄变为“狗熊”，也不至于沦为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