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有不少以柳树命名的胡同街巷，其中叫柳巷的地方就有多处，比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南面的柳巷，位于琉璃厂西街西口的北柳巷和南柳巷……其实，北柳巷和南柳巷在明代也叫柳巷。到了清代，其北段改称北柳巷；南段则更名为十间房。民国时期，北柳巷沿称，十间房改称南柳巷。如今，北柳巷已拆迁，在断墙残垣的胡同里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个院落……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位于琉璃厂西街西口的南柳巷永兴寺(后改为永兴庵)，是老北京的报纸发行集散地。这座庙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民国初年庙里已经没有住寺僧人，只有正殿还保留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庙有前后两个院落，后院有几家作坊和住户，前院就是各种报纸的发行场所。其中除各报单独设立的发行点外，大部分属于报纸中间批发性质的“派报社”。民国以后转而专搞报纸的派发投送。
那时，许多报馆为求得发行时效的迅速方便，都把社址开设在永兴寺附近一带。在以永兴寺为中心的半径一公里左右，西至宣外大街，东至南新华街、西琉璃厂以南一带的众多胡同里，就聚集着不下十七八家报社：如《晨报》、《京报》、《实报》、《益世报》、《顺天时报》、《导报》等等。此外，上海的《新闻报》、《申报》、英文《导报》、天津的《大公报》等外埠报刊，也在永兴寺附近设销售点或驻京业务人员。报刊的发行云集，每日凌晨的北柳巷和南柳巷一带，送报卖报人员和卖早点的小贩，熙熙攘攘热闹得像个大集市。
1930年国民党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在北平建立了分发行所，地点就在永兴寺内原来发行《顺天时报》的山门大殿。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各种报纸的发行量遂每况愈下，基础好的报纸，日发行量五六千份，多数报纸日发行量只有一两千份，有的甚至不到一千份。
一些失意文人为了寻求就业之道，纷纷集资办起了形形色色的小报。“小报”多，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些小报的办报条件无力与有实力基础的报纸抗衡竞争，多以猎奇式的社会新闻、武侠言情小说为特点，争取办成小市民层的消闲读物。各种小报的发行人，也经常为卖报人提示当日报纸内容重点的导销工作。于是大街小巷或新闻发生地的现场附近，就会听到大肆渲染耸人听闻的卖报声。
在那个民族忧患的年代，一遇时局大的动荡，娱乐业必受影响。演艺界的底层艺人、撂地谋生艺人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也加入到卖报行列中来挣点活命钱。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他的自传文章中，就提到在生活困难时期，也曾经来到永兴寺拿报去卖。
“七·七”事变后，在敌伪的新闻统治下，为了装点伪善门面，仅保留了几家依附于日伪的小报。永兴寺里报纸的品种和发行量骤然减少，呈现出门前冷落车马稀，清锅冷灶的景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战前停刊的报纸、复刊报纸和新创办的报纸如雨后春笋，永兴寺又恢复了生机，渐渐热闹起来。1945年末，解放区的党组织会同北平党的组织也在新生的北平创办了《解放》三日刊。报贩口中呼喊的“八路的解放报”的声音，恰似春雷一震天地动，引起社会各阶层的震动和关注。报纸的派发人就是住在永兴寺里的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掀起了全面内战，这张诞生不久受人喜爱的报纸遂遭反动政权封闭停刊。
柳巷深处古老的永兴寺，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见证了近代历史的变迁，也见证了各个时代报纸的兴衰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