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月刊》在1966年1月创刊。这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月刊，一开始便锁定以全世界的华人学者、知识分子为对象。《明报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强调，“这本刊物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明报月刊》是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金庸在致纽约《留学生季刊》发起人姜敬宽信函中表示，所以用《明报月刊》这个名字，只是表示《明报》愿意承担这份月刊的亏累。“月刊的言论和立场必须是独立的，……除了名称与《明报》有关系外，杂志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金庸还强调，《明报月刊》的编辑宗旨，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能够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
为了强调《明报月刊》非牟利的学术地位，自第四期起，在版权页上注明下列英文声明：
A Non-profit Magazine Promoting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1967年4月号，《明报月刊》又把这句话改为：
A Non-profit Magazine for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明报月刊》把这句话译为“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到了1970年2月号开始，《明报月刊》版权页上删去了这段英文。同期“编者的话”向读者解释，取消这句话，“并非说今后就不以‘文化交流与推广知识’为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说我们今后就孳孳为利。我们的目标仍是一样，只是我们觉得标明‘非营利’这三个字大可不必。这会给人错觉，我们领了什么津贴，不愁钱，所以不营利”。
《明报月刊》创办后，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好的反应，第一号印了四千份售清，三个星期内要加印五版。这份月刊虽然没有为《明报》赚到什么钱，却为《明报》及金庸赚到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也为《明报》凝聚了一批海外知识分子。以1979年12月号的《明报月刊》的发行来看，共发行了34,830本，海外占12,130本，为全部发行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美、加、英三国共占6,650本，新加坡2,100本，马来西亚500本，澳洲300本，泰国270本，巴西250本，另其他各地共计2,060本。最高峰时期曾销四万余本，到了八十年代，月刊销量下降至一万多本。
金庸在筹备《明报月刊》时，虽然向海外华人学者表示，一个事业要长期存在，就要“企业化经营和管理”，但是月刊的运作，还是很精简，很原始的。《明报月刊》编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创刊初期并不是与《明报》在一起的，而是在礼顿道2号A二楼，即金庸日间写稿休憩的书房。《明报月刊》初期只有一位主编，是金庸，一位副编辑兼校对，是王世瑜。王世瑜编辑了月刊二十多期之后，转而协助潘粤生筹备出版《明报周刊》，而《明报月刊》则改由胡菊人负责。
胡菊人自1967年起，即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直至1979年止，历时12年，是《明报月刊》任期最长的总编辑。胡菊人一名，几乎等同于《明报月刊》。
胡菊人，生于1933年，本名胡秉文，广东顺德人，13岁到香港，一直半工半读，1961年在珠海书院英语系毕业，后出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1963年至1966年在香港《今日世界》丛书部任职，1967年起出任《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既是香港报坛上的著名专栏作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著有《小说技巧》、《文学的视野》。他所关注的，有“文学”的范畴，也有“中国”的范畴。他反对中国文学在创作上西化，也反对文学批评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思想体系。这种以中国为本的人文思想，无疑也进一步强化了《明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明报》能蜕变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明报月刊》和胡菊人的贡献，不可忽略。
